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我认识了一位护士朋友，张茧茧，她很特殊，几乎每天生活在“暴露”的危险之中。
她在一个三线小城的肿瘤科工作，那里的病人大多常年依赖化疗药物和放射治疗，身为护士的她，日常工作就是和这些危险药剂、辐射打交道。伤害几乎无可避免。
她告诉我，所有科室里，肿瘤科护士的流产率、胎儿畸形率是前三高的。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怀上了宝宝，身边的医生朋友无一例外都劝她放弃。
但身为母亲的她，该怎样选择？
作为一名肿瘤科护士，从入院的第一天起，就听说过一句话：
二十多个常规科室里，肿瘤科护士胎儿异常、流产率在前三。即便宝宝顺利出生了，死亡率也高达10%，差不多是普通新生儿的四倍。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话的分量，是成为肿瘤科护士的第五年。
一次，我连续挂完五六个瓶子，正准备转去另一个病房给病人挂水，脚跟离地的一瞬，我意识到不对劲。
肚子有很明显的下坠感，整个人好像被拖着不断往下沉。
我连忙叫了同事，捂着肚子撞进厕所，一低头，裤子上到处是血。
一个答案在我心里摇摆不定。
我问备孕的同事借来试纸一查，深吸一口气——
一个小生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身体里，我要当妈妈了。
但准妈妈的喜悦没能持续太久，“高流产率和胎儿死亡率”的传言正一点点向我逼近。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守护宝宝平安长大，成了我拼了命都想做到的事。
医院的肿瘤科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被“放弃”过。
医院，本是这些肿瘤晚期病人的第一选择，医院周转快，病情复杂的患者多，医生不得不把时间花在希望最大的治疗上。
于是他们带着一张薄薄的病危通知书，或者一套尽可能拖延生命的治疗方案，住进了我们这儿——
一家位于医院。
每天，我都要推开五间负责的病房，里面二三十个病人正在等着我。
他们有的半靠在病床上，更多人瘫着，或者陷在床里，面色枯槁，一张张脸上显不出什么生机。
病人大都需要常年挂水，输液的静脉被反复扎针，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一进针就会破，甚至收缩得厉害，看上去就像一条条黑色的线。
每当这时，我需要先蹲下来，反复摸索才能找到一根隐隐约约的静脉进行穿刺，再起身踮脚，尽可能抬高输液袋，让液体顺畅地流入病人体内。
化疗是这个科室里的日常。每进行一套治疗方案，都需要输好多药水，药袋子大概有四五个。
为了保证药液不残留、药物之间不互相干扰，每换一袋药水前后，都要用盐水冲洗管子。
这个过程里，化疗药很容易挥发和外渗，有时候会从皮条管子里溅出，我们难免吸入不少。
我以前不怎么在意这些，毕竟这是科室里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的，对我们来说再平常不过了。
但怀孕以后，我开始更多从宝宝的角度考虑事情。
那天，我在休息室里躺着，楼下，病房铃声此起彼伏，混杂着同事跑进跑出的脚步声，我的心跳也跟着加快了。
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一直在做孕妇最忌讳的动作——
深蹲，怀孕的人蹲身时肚子会下坠，子宫受刺激收缩，造成胎儿缺氧；
踮脚，重心前移不利于站稳，也有可能拉伤腹部肌肉，引起身体局部疼痛。
还有那些我每天都要接触的化疗药，它们是造成胎儿畸形重要的原因之一。
想到这儿，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身为肿瘤科护士，我好像不可避免地把宝宝拖入了险境之中。
在肿瘤科五年了，这里已经成为我最熟悉的地方之一，但眼下，它也成了我最害怕的地方。
走廊尽头有一个白色的正方形房间，病人需要在房里接受一种粒子植入术治疗，也就是将放射源打进肿瘤内部，尽可能杀灭恶性细胞。
从那儿走出来的病人，短时间内身体里会带有强辐射，探测仪一靠近，就会发出刺耳的滴滴声。
如果靠近的是一个怀孕的女人，还在发育的胎儿根本没有机会发声，就很可能因为神经系统受损，长成畸形，严重的会直接流走。
“术后你需要平卧24小时，用铅衣覆盖，减少对周围人的辐射。”
这句话已经钉在了我的脑子里，每天我会无数次重复给我的病人。
但在宝宝来临之后，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突然。
一次，我去给刚做完粒子术的阿姨换化疗药，病床上，笨重的铅衣被甩在角落里，乱作一团。
阿姨的闺女坐在一边，指尖不断划过手机屏幕。
我下意识退到门边，手已经扶上了肚子，才听到自己愣愣的声音：“怎么拿开了？”
“她觉得热，就拿了，没事...”
我掉头就跑回护士站，身上的防护服沙沙作响，我心里清楚，防护服哪里能保证万无一失，只有遵守规则的“人”才能保证。
长我几岁的护士姐姐手里仍捧着一袋化疗药，见我回去得匆忙，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她噌得站了起来，风风火火地跑到病房，皱着一双眉，拿起铅衣就往人身上盖。
“我们那个护士怀孕了，你姑娘也是女宝宝，会影响生育的！再说，这个射线对你也有损伤啊！大家要互相体谅，对不对！”
一口气贯到底，她说得义愤填膺，对面的人只是闷声敷衍。
但我们都没想到还有更过分的。我再一次去病房时，那件铅衣仍是孤零零地躺着；
待到第二天，她干脆下床活动，晃着两条腿就要走到护士站。
我一瞬后退，贴在了墙上。
肩膀触到冰冷的墙壁时，我整个人塌了下来。那种感觉就像你知道自己应该逃跑，但身后已经没路了。
这栋楼里，还有三十多个病人需要我在这儿，根本没法走。
我下意识摸摸肚子，那里变得又紧又硬，像个没有弹力的球。
我怀孕的时间不长，到不了这样凸起的程度，每次只有蹲久了，站累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宝宝不舒服了。
我几乎能够想象她在一个窄小的空间里艰难地伸出手脚，快要抵到我的肋骨，就像蝴蝶最开始破茧那样。
而我只能在每一个换药、扎针的缝隙里，给她回应。
上夜班的时候，趁人不多，我偷偷搬来一张椅子，把腿放平了，捧着肚子轻轻安抚；
孕妇夜里消化得快，凌晨两三点是最饿的时候。我总是等巡视完病房，掐着点下楼取餐，找一个地方火速填饱肚子。
但所有这些“小心思”，在眼下的情形里，几乎变得一文不值。
走廊上，同事的劝告、阿姨的抱怨，围观家属的嘟哝，各种声音混杂着，从四面八方涌向我。
怀孕第五个月，我等来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检查——
胎儿长到这个阶段，数据基本都能获取了，如果有畸形，可以立马筛查出。
我坐在检查室门外，手里捏着产检本，上面贴了一个绿条，它代表截至目前为止，宝宝是健康的。只有产检结果良好的孕妇才会有。
但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检查从浅入深，我心里渐渐有些不安，毕竟这七个月经历过哪些事，我最清楚。
我至今还记得那场关于铅衣的“闹剧”，直到主治医生也打来了电话劝说，那对母女才不情不愿地回房了。
我看着她们的背影，总觉得那间白色的正方形房子好像也困住了我和宝宝，一道道辐射像无形的“凶器”。
有人期盼它除掉病魔，也有人在被它误伤。
这件事以后，我对放射物质更加敏感了。每次给病人加化疗药，我总要厚着脸皮让同事帮忙，不相熟的就多说几句好话。
作为交换，我会挤出自己的时间，替她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和以前的我太不像了。
没怀上宝宝的时候，我性格挺硬，自己的事自己做，从不麻烦别人，或是低声下气。下了班拍拍屁股就走人，回了家不是健身就是画画。
但现在，我心里只装得下一件事：打破“高流产率”的魔咒，让肚子里这个小生命平安长大。
十几分钟后，我躺在检查床上，直勾勾盯着屏幕上的一小团人，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她的状况。
叹气声就在这时落进我耳中。
“有点室缺哦，0.4cm。”主任缓缓开口。
我立刻警铃大作，我知道心室缺损意味着什么，可能直接和先天性心脏病挂钩。
主任继续补充，0.5cm以下的心室缺口属于小型缺损，是有希望在出生后长好的。
但这并没能安慰到我，这个宝宝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到现在的，我太清楚不过了，这意味着所有的希望在她身上都得打折扣。
“不放心的话，要不你去生殖遗传科看看？”主任一边建议，一边拿出一个*条贴上产检本，原先的绿条完全被遮住了。
我一下子从低风险孕妇变成了中风险。
生殖遗传科就在产科楼下，我拐下楼梯，直奔那里。
怀了孕的女人来这儿，大多是因为染色体异常、遗传性病，以及其他产科没能检查出的情况。
我看着走廊上等待的女孩子们复杂的神情，我脑子里蹦出三个字：高风险。
“做个羊水穿刺吧。”医生看完我的报告，收起了同事间的亲昵。
这是一个创伤性检查，在超声的引导下，一根细细的、长达二十厘米的针头会穿过肚皮、胎膜，直达宫内，抽取羊水再做化验。
针插进肚皮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了解的专业知识也在告诉我：穿刺伤害胎儿的概率微乎其微。
但我仍是僵着身子不敢乱动，心里反复念叨：宝贝快躲远点！别被误伤了。
穿刺结果还算正常，但这两次检查过后，我每天一下班就在书房里翻箱倒柜，把念书时的教科书、考试资料都翻出来圈出上面关于胎儿疾病的数据。
身边朋友、认识的医生偶尔也会来打听胎儿的情况，每次聊到最后，他们总试探着劝我，现在做掉还来得及，万一生下来有大问题呢？
每一次，我都坚定地拒绝了。
作为母亲，宝宝已经七个月大了，会顶我、挠我、踢踢我，我能感受到她，就这样放弃，对我们都太残忍。
作为肿瘤科护士，每天在病房，我见了太多被“放弃”的人，怎么能亲手掐灭一个还在一点点长大的希望？
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想起了主任的话。做超声检查的时候，他曾委医院看看。
毕竟医院扎根在三线小城市，超声技师很难有胎儿心脏方面的进修机会，超声机也不够先进。
要医院试试？
这是我第一次抛开医护人员的身份，完全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上做选择。
在肿瘤科五年，眼下应当是我最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