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杨佩彰
镇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它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广大民众社会实践的推动，又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学人、清官廉吏的概括与提炼，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质。镇原文化是华夏文化大观园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具备了文明与文化的一般共性。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之后，代代传承，不断延续，逐渐发扬光大为一种优秀的地方文化。
同时，镇原文化是在镇原这样一个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的，故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显现出镇原这方水土与岁月雕琢的深深印迹。它对于镇原的文明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如果用时间和空间的眼光及意识来考察镇原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既要充分认识镇原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以及现代价值，又要充分认识镇原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镇原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人文特征突出。这里是国家一级文物“秦诏版”的发现地，是东汉大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王符的故乡，是闻名遐迩的文化大县，并被国家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中国民俗文化艺术之乡”。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镇原文化具有了深沉而厚重的积淀与内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镇原人固守传统，固步自封。相反，镇原人在接受传统文化精华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部分，在扬弃和创新中强化文化对社会、对经济的巨大支撑作用，来满足人们对进步文化的基本要求和期望。因此，镇原人在形成、融合、铸炼镇原文化的历史过程中，以科学的扬弃和时代精神的焕发为基点，永远而坚强地在传承、创新传统文化的道路上一路前行。从这个意义上说，镇原传统文化犹如长江不拒细流，它一直向前发展而从不中断，直至汇入汪洋大海。可以说，镇原文化在其发展中既一脉相承，又融汇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形成了强盛的生命力，成为中华地方文化史上的一道亮丽奇观。
镇原文化是镇原人民在数千年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核心是指镇原人的精神风貌、观念意识、价值取向、心理态势和人格风范。镇原传统文化的特质决定着它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由于镇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因而其基本特征在表现形式上丰富多彩，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尽管由于研究的视角和切入点的不同，对镇原文化的特征会有不同的概括。但镇原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它对于当地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强，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因而，对镇原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由此所衍生的基本特征作一全方位、概括式的了解，无疑成为我们学习、领会和发掘传统文化的基本前提。
（一）鲜明的黄土文化特色
镇原地处陇东黄土高原，是世界上黄土层堆积最厚的地方，因之这里有着十分明显的黄土风情和黄土风貌。一曲悠扬粗犷的《黄土高坡》将这里罡风凛冽、梁峁纵横的生活图景咏唱得淋漓尽致：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哦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给我留给你我一往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哦哦哦哦哦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
我的歌
由于是黄土农业区，这里既无江南水乡的细腻和恬淡、舒缓和清丽，也无草原大漠的辽阔和苍茫、劲健和刚烈，袒露出来的是一望无际的丘陵、坡洼、梁峁、山包，沟壑纵横，峰峦叠嶂，烟笼雾罩，苍莽厚重。在作家的笔下，她永远显现出一种朴拙与壮观：
极目远眺，峰峦叠嶂，山岚茫茫，浩邈凝重，逶迤不绝，好像农妇刚刚揭开蒸馒头的笼盖一般，密密匝匝，山影瞳朦。金色的菊花、似焰的红叶、墨绿的庄稼、灰黄的茅草......浓重而丰富的色彩随意铺展在山腰间，沟底里，峁盖上，标识着大山质朴的风韵和原始的壮美。杨柳稀疏的倩影在秋风中婆娑，弹奏出一首无韵而古朴的歌，在山坳间飒飒地回响。茅蓬丛生的荒草洼上，一群群羊只像白色的云朵在缓缓流动，挥着长鞭的牧羊人站在山顶边，狂放无忌地悠悠而歌，犹如一支呛人的西部唢呐，挑逗着周围的崖壁和空谷，得到淳朴浑厚的回应。而体型肥大、嘴巴宽厚的牧羊犬则亲昵地依偎在主人的脚边，有滋有味地享受着这粗犷的牧谣发烫的颤音，仿佛一尊精巧工致的雕塑似的让人怦然心动。灿灿如金的阳光洒在群峦上，给浑黄一色的崇山峻岭点染出自然神力造就的迷朦与壮观。一切都显得苍凉壮阔，气势恢弘，一切又都充满着玄学哲理般的神秘与深邃。（30）
数千年来，镇原人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胼手胝足地辛勤劳作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种植着一个个绿色的希望，更收获着一个个甜蜜的梦想。茹河哺育着这片湿润肥沃的土地，为镇原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们躬耕田畴，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世世代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从事农业生产。在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悠悠岁月中，铸定了镇原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形成了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造就了吃苦耐劳、扎实肯干的务实精神，凝炼出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也养成了诚恳善良、敦厚笃实的性格。就在这片广袤辽阔的黄土地上，镇原人创造着属于他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笔者在《殷家城读山》一文中曾对镇原山里人的黄土生活作过如下描述：
年年好景，岁岁繁华。殷家城的山民们呼吸着天籁的奏鸣，站在老白干似的朔风中，胼手胝足地艰辛劳作，用生命和汗水塑造着村落，塑造着生活，塑造着大山的昨天和今天。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奇的摇篮，山孕育了人，人改造了山。男人们光着膀子，在贫瘠的“滚牛洼”上种植和收获一茬一茬的希冀和梦想，而且把山泉酿成稠稠的米酒，羊毛做成雪白的毡毯，苹果、梨子运往山外，参天的树木锯成板材。而女人们则头上包着或红或绿的棉线包巾，赶着蹦直脊梁的黄牛或毛驴，在坡地上犁出一道道洇润的土沟，演绎关于篱笆、女人和泥土的湿漉漉的故事。也许山里的日子有太多的艰辛，太多的咸涩，使她们的脸上过早地留下了辣红辣红的印记，比山外的女人自然多出一份豪爽与骠悍。如果说，殷家城的山是一部韵味深沉的史诗；那么，这里的女人就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山乡风韵书。……
“天地者，生之本也。”（31）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镇原，农业生产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通，许多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寒食节、中秋节等等均来源于农事，皆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这都不同于像许多其它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重农思想的产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很早开始，镇原人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这个道理，信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把“耕读传家”视为家训而代代相传。他们认为，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而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因之他们遵循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从不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拔苗助长。他们在漫长的农业劳动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踏实做事必有所获。因此，他们总是少去玄想人世之外的事情，而是关心人的现实生活，注重实用知识。正是这种务实作风和民族性格，使镇原人注重实用，摒弃浮华，精神生活中处处洋溢着一种黄土气息。作为农耕民族，他们在从事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思考方法，无不融入在务实、勤劳、吃苦、肯干的黄土风情中。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滋生了他们习故蹈常的惯性，反映在民间心态中，便是对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家族祈求延绵永远。这是大山梁峁、沟壑纵横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氛围中求“久”求“恒”意识的突出表现。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镇原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而这种农耕经济，呈现出鲜明的黄土文化内涵。
早在四、五千年前，镇原的三岔镇庄门村高庄遗迹、马苜蓿峁村河畔遗址、石咀村关庄湾遗址、米家川羊千沟遗址、寺庄湾遗址及屯字镇北川村刘水遗址、阳宁村中心遗址等新石器文化遗存,已经展现了镇原人的祖先从渔猎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镇原农耕文明在这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的茹河、蒲河两岸开始形成。到仰韶文化后期，镇原常山下层文化同样显示出了镇原先祖们在这里辛勤耕耘、繁衍生息的时代痕迹。后稷台、教民稼穑处等遗迹，既显示出周祖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奔走、教民种植五谷的丰功伟绩，更显示出镇原这块土地上农耕文明肇启之久远。《史记·周本记》这样称赞周人的先祖：
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镇原各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大山坡洼、河谷台地上，先民们披荆斩棘，辛勤劳作，日复一日地从事着繁忙而艰辛的农业生产。《诗·豳风》就描述了这一时期先民从事农耕生产的繁忙景象：
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战国时期，商业已发展到了一定水平，镇原农业与中原大地一样，基本上转向了小农经济。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经济，当时法家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法家鼻祖李悝提出要“尽地力之教”，商鞅以为“令民心归于农”是圣人的“治国之要”。他提出了抑商禁末论，主张抑制商人。韩非子也是如此，他在《韩非子·五蠹》中说：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
他主张让百姓弃商从农，不要因为经商而消弱了农业生产。法家的这些主张和观点，虽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保障诸侯国的社会稳定和民众生活，但同时无形中巩固了当时农业的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农业生产，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活。
秦汉以后，工商业进一步发展，而崇农抑商、重本轻末思想更加严重起来。自汉武帝采取抑制工商业政策后，以工商为末的观念被普遍接受。在此之后，政治家、思想家们几乎都把崇农抑商当作基本国策。汉初贾谊在《论积贮疏》中提出：
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
镇原人王符在《潜夫论·务本》中认为：
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谣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得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聚于野，此富国之本也。游业末事，以收民利，此贫邦之原也。
北宋欧阳修在其《原弊》中说：
知赋敛财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末原为政之本也。
明朝开国时的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刘基则说：
耕，国之本也，其可废乎？
以上所述种种重农抑商、崇本息末的观念影响非常广泛和深远，一直到清朝末年还在许多士大夫的思想中体现出来，如曾国藩就推崇“耕读为本”。这种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活，形成了镇原历史上典型的黄土文化特色。
同时，跟中华传统文化一样，宗法制度在镇原根深蒂固。由于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村社构成了社会的细胞群，这些村社又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一代一代的人扎根于一处，必然会随着人口的增多，而形成一个家族。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进而组成社会，形成一种“国家一体”的格局。在宗法观念下，每个人都要考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样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把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生产条件的制约，他们为了维持生活乃至生存，就只能选择建立以宗族为基本单元的社会关系构成方式。这种关系组成的村落以及城镇，在抵御外敌侵袭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种群体力量，既可以抗拒外来的侵略，又可以保护家族成员的利益，调节家族内部的矛盾，使每个人都有一种安全感。每个村庄基本上都是以家族为单位，人们非常珍惜家乡故土，对外来的人自然而然地有一种排斥态度。于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对故乡充满了眷恋和热爱。这种来自对自己土地的热爱，深深融入了镇原人的遗传基因，世代相传，绵绵不绝，形成了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即使到了今天，许多人早已离开了家乡故土，但这种精神却仍然浓浓地积淀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家乡的饭菜、村头的老槐、久违而倍感亲切的方言等等，都会使人魂牵梦绕，热泪盈眶。离开家乡越远、时间越长，这种乡思、乡愁就越浓烈。散文《故乡，一方深邃的老井》中就这样写道：
当我还用儿时的小勺舀食母亲的慈祥和父亲的关爱时，不
经意间，童年和少年便如同山凹间两粒粗糙无华的土块，在岁
月沧桑中不知不觉地消融在这清亮而苦涩的井水中。
岁月荏苒，逝者如斯，如同灵魂最初的皈依和尊崇的图腾，我仍深深沉醉于心灵深处愈久弥深的恋乡情结，常常梦回古朴悠远近乎凄迷的乡村风景，亦为玉米棒子般沉甸甸的村居生活中猝然显现的粗犷之美而深深感动。故乡异常艰辛而朴素的生命意象重重地叩打着我的心灵，使沛然莫之能御的思乡之情时常如潮而至，在我盛满诗情的眼眶里不可遏止地恣意漫流，如同远古的烽燧炙烤着离乡远走的游子皴裂的心田。而对于故乡一片树林，一间瓦房，一孔窑洞，一缕袅袅炊烟的无限怀念，也好似生命源头的徐徐来风，温柔地拂试掉漂泊者满眼的无奈，满身的风尘。
……
故乡，是一方深邃的老井，我因喝了这井水而长大。在我的脉管里，流淌着井水的甘冽，井水的无暇，井水的刚强。拥有了故乡的精魂，才是我终身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跋涉于生命的苦旅，历经一个个春夏秋冬，诉说一次次刻骨铭心，剪不断理还乱的恋乡情结依然明晰如镜。当时光穿过历史烟雨的时刻，故乡正同沉甸甸的日子一样，苦涩不再，风光无限。而我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为故乡寄上一份怀念，一声深情的问候。（32）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镇原人采用的主要是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自然力相结合的自然方式，这样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区域性的小社会，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劳作在这块黄土地上，如出而作，日落而息，头顶太阳，脚踏黄土，生产劳动往复循环，养育了他们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良好美德。
农业的重要生产资料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生存和繁衍子孙的条件。因此，镇原人对祖祖辈辈耕作过的、浸透了汗水的黄土地极为重视，甚至超过个体的生命。对一块块土地、对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眷恋的情感，这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绝不会背井离乡的。因为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镇原人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注重“天人合一”，强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杏花村落，鸡鸣狗吠；黄土梁峁，稼禾遍地；男耕女织，其乐融融。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击节而歌呢？
就在这样的黄土地上，就在这样的广川大原上，镇原人以其特有的粗犷与坦荡，创造了香包、剪纸、刺绣等等文化产品，其间多包含着对农事的描摹、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神灵的崇拜、对爱情的歌颂等等。无论是从构图形式、表现手法上讲，还是从内涵的挖掘、寓意的寄托上咀嚼，无不体现出一种黄土情、故乡爱的悠悠情怀。尤其从明清时代始，这种由黄土生发的寄情达意的艺术表现形式更臻于多样化，诸如古文、诗词、音乐、戏剧、国画、书法、对联、灯谜、酒令、歇后语等等。除了那种原始朴拙的大度之风，又平添了一种恬静与精致。这其间，无论教育、学术、文学艺术，都以黄土风情为表征，在平朴而自然的表现形态中不断发展，延续至今。
不难看出，镇原文化以深厚的历史积淀为基础，在不断波折中顽强地传承和发展。它刚直、率真、大度、从容，与江南滋生的细腻、温婉、雅致、清新的文化风格相比，具有极其明显的区别。是“头顶一片蓝天，脚踏一方黄土”的农耕生活，造就了镇原人的审美取向，形成了镇原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为镇原文化注入了一脉生机。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根植于农耕文化的镇原文化，日益被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小城镇的日益兴盛、公路旁的农民新居、民俗文化的繁荣，这些现象的相继涌现，从镇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中，就不难找出现实的注脚，也不难理解为何镇原文化能够在陇东黄土高原充分地展现其引领、统摄与辐射的功能。
(二)外柔内刚的文化品格
镇原文化立足于黄土，根植于黄土。冷峻、呛人的西北风，吹拂着这块古老而厚重的皇天后土，让这块土地裸露出硬汉一般的威武身姿，在中国的西北边陲经受着沧海桑田的变迁。镇原人就祖祖辈辈厮守在这块土地上，过着自给自足、乐天知命的生活。他们对人际关系的要求是人际和谐，互帮互助，很少有征服别人的野心。但是，当他们遭受外族的侵略时，便奋起反抗，进行自卫战争。在历史上，镇原处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割据争战的前沿，曾一度狼烟烽起，金戈铁马，拚夺厮杀，广大民众饱受战乱之苦。在战争的蹂躏和践踏下，他们不甘疾苦，奋起抗争，用血肉之躯争得生存和自由。安定、北地、上郡等郡人，“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32B）清朝顺治年间，“镇原张孝女，因击贼，复镇原县城，以功封将军”（32C）就连镇原女子的劲勇精神也不亚于男子。一处处硝烟，一声声呐喊，使镇原人从铁血战火中铸成了钢铁般的意志，造就了一种坚韧不屈的顽强毅力，使他们崇尚武勇，虎胆雄心，刚毅果断，威武不屈。因之在镇原文化中凝成了刚直不阿、大度豁达、耿介爽直的底蕴和积淀。所有这些，我们可以从一些史实的简略叙述中管窥一斑：
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玄在平林军中号更始将军。当时，刘玄统兵十多万，军中诸将认为刘玄羽翼丰满，应建立自己的刘氏政权。但南阳豪杰王常等欲立刘縯。刘玄利用将帅对刘縯的不满情绪，骗取王凤、王匡等农民起义军将领的支持，是年二月初一设祭坛于淯阳，刘玄称帝，改元更始，以王匡为定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将帅皆为九卿将军。刘玄称帝后，派刘縯攻南阳，又派王凤、王常、刘秀占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和郾(今河南郾城)等。更始军的节节胜利，使王莽政权十分恐慌，王莽派王寻、王邑领精兵42万，向宛城进发。公元23年五月，到达颍川，与陈茂、严尤军会合，兵临昆阳。昆阳汉军仅有八、九千人，由王凤、王常率领守城，刘秀、宗佻、李轶等十三轻骑乘夜出城，到定陵、郾等地搬请救兵。各地支援昆阳的汉军，斗志旺盛，趁王邑骄傲轻敌之机，里应外合，一举打败王莽军，杀了王寻。莽军大溃，相互践踏，又遇大雷雨，雨下如注，川盛溢，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踩死人渡水逃去，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新汉昆阳之战。
昆阳之战，基本摧毁了王莽军主力。国内形势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几月之间，各地豪强打起反莽旗号的越来越多，成纪人隗崔、隗义，上邽人杨广，河北人周宗，一同起兵响应更始，统兵数千，攻打平襄，杀死王莽镇戎大尹李育。隗崔的哥哥有个儿子叫隗嚣，平时就小有名气，好读经书，隗崔等共同推荐他为大将军。隗崔为白虎将军，隗义为左将军。隗嚣派遣使者请平陵方望为军师。方望给隗嚣出谋献策，在自己统治的地方立刘氏宗庙，祭祀汉高祖，嚣等皆称臣执事。发檄文于郡国，历数王莽罪恶，统兵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大尹王向。陇东一带为隗嚣占踞。这时刘縯与刘玄争夺权位，不听调令，被刘玄所杀。王莽被诛后，更始帝痛饮达旦，又滥封诸侯及爵位，长安民谣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军师将军李淑劝谏更始帝，应居安思危，认识形势的严峻。更始帝大怒，囚禁了李淑，诸将在外者皆专横统治，各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由是关中离心，四海怨叛。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弃离隗嚣的方望见“更始政乱，度其必败”，便对安陵人弓林等说：“前分封安定公的孺子婴，是汉平帝的后代，因王莽篡政而没有做汉主，如今天下人皆言，刘氏当受命，我等何不立他为王，谋取大功?”弓林等人都很赞成。于是，赴长安求得了太子婴回来，“聚党数千人”，在临泾城(今镇原)立为皇帝。方望做了总理庶务(辅佐君王的丞相)，弓林当了掌管四方兵事和赏罚的大司马。孺子婴是汉宣帝的玄孙，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立为“皇太子，号曰孺子”。孺子婴临泾称帝，遭到了刘玄的竭力反对。不久，更始政权遣丞相李松入安定，摧毁了这个复辟势力。孺子婴、方望、弓林等人都被诛杀。
东汉末年，在中原黄巾起义的影响下，羌汉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东汉王朝气息奄奄。此时，西北的羌胡民族，气势复炽，大兵南下，逐步占踞了今庆阳环江、柔远河、固城河、四郎河流域的环县、华池、庆阳、合水、正宁及宁县的东北部。只有今宁县、正宁南部、镇原全境还在割据势力韩遂、马腾的军事控制之中。秦汉时的北地郡己名存实亡。
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击溃曹操。于是，陇右便成了曹操经略的重点地区。曹操不断自关中出兵，窥取今陇东一带。东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年)，曹操行“伐虢取虞”之计，声言攻张鲁，占踞汉中，实则想消灭西北马超的势力。在魏军强大的攻势下，马超实难阻遏曹军，遂遣使求割关陇以请和。曹操拒绝马超求和的请求，又用贾诩之策离间韩、马，使马超与韩遂互相猜忌，临阵各不相救，魏军一举击破了陇右联军。马超、韩遂只好溃退凉州。其间，陇右联军势力较大的杨秋部，退奔安定(治今镇原)，试图以安定郡为据点，继续与曹操抗衡。曹操在渭南打败凉州联军后，十月穿越长安，出动大军攻打安定郡，“军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人”（32A）杨秋降曹，得到优容，曹操保留了他原有的爵位，让他继续留在安定，后来升为讨寇将军，封临泾侯。这样，安定一带地归曹魏。曹操在实现经略陇右的战略中，首先占领了陇东一域。次年(年)五月，曹操诛杀马腾，夷其三族。马超兴兵复仇，进抵蓝田，被魏兵击溃，转而逃奔到安定。在安定，马超纠合当地羌胡，南联张鲁，攻掠陇上诸军，重新控制了不少地方。建安十八年(年)正月，马超进攻冀城，曹魏刺史韦康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以城降超。不久，韦康故吏杨阜、姜叙、赵昂、尹奉等合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兵马反攻冀城，打败了马超。马超只得逃奔汉中，投奔张鲁，后来归附了刘备。曹操消灭马超割据势力，对安定郡的控制得到巩固。
曹魏得陇东后，凭借高峻而险要的地势，进可攻，退可守，加上其又为通往关中的锁钥，因此，极为重视这里的防务。但蜀汉也深知“欲取关中，先固陇右”，也不时对陇东地区展开争夺。
魏明帝太和二年(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用“暗渡陈仓”之计，布疑阵调动魏军主力固守斜谷。司马懿中计后，诸葛亮亲率6万大军出奇制胜，猛攻祁山。魏闻亮出，朝野震惧，其辖区的南安、天水、安定(治今镇原，辖今镇原、宁县、正宁等地)相继降蜀。后来，马谡街亭败绩，蜀军撤离汉中，魏将曹真率张郃等又收复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当时，安定郡民杨条等人率众在月支城抗击魏军，响应诸葛亮北伐，后曹真亲自率军攻城，城陷后亦降。
在曹魏的短期统治中，加紧了对各族的控制，引起了羌人及卢水胡人的反抗，陇东少数民族不时举旗起事，以反抗郡县暴政。魏文帝黄初五年（年），安定羌酋辟蹏率众举事，波及诸郡。魏选派左将军郭淮率兵镇压了这次起义，并且用兵他族，逼使休屠胡(安定羌人的一支)梁元碧等余众降魏，被安置在安定高平一带。魏明帝青龙元年(年)九月，居住在安定一带的匈奴人胡薄等率众起事，抗击郡县暴政，魏遣胡遵率兵追讨。胡遵赴安定采取招讨并用的手段，逼使胡薄等众投降。
北魏末，社会动荡，民变日滋，四方多虞。破六韩拔陵围魏于五原，北境州镇皆没;莫折大提于秦州起事，自称秦王，破岐州，克泾州，擒杀都督元志及剌史裴芬之，西北诸州“群蛮起义”，抗击北魏暴政。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年)，高平酋长胡琛反魏，攻占高平镇（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自称高平王，万俟丑奴是其军中的一员部将。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年)四月，胡琛遣大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等人偷袭、攻占泾州。万俟丑奴联合秦军，攻克由州(今庆阳、镇原、宁县等地)、北华州(今陕西黄陵县)、雍州及渭北各县。关中吃紧，危及长安。北魏调兵遣将，急派征西将军肖宝夤和崔延伯引兵会于安定，领步兵12万、骑兵，浩浩荡荡围追堵截万俟丑奴。万俟丑奴率部北撤，在高平镇南40里的月氏故道党原城扎营，设伏诱敌。崔延伯骄傲轻敌，即令先锋砍伐树木，制造排栅，称为排城。战士守外，辎重排内，率领官军自泾州沿党原进攻。还未交锋，有丑奴骑兵数百，执书来降。崔延伯和肖宝夤迟疑不决中，宿勤明达率兵自东北方向突然攻来，假降兵士自西面杀出。魏军腹背受敌，死伤两万余人，大败。肖宝夤收集溃兵，退守安定。崔延伯缮甲兵，募骁勇，复自安定而进，缘原北上，但不幸在单独出击时中流矢毙命，士卒死者万余人。于是，万俟丑奴声威大震。心腹之患未除，又失骁将，北魏朝野惊恐。孝昌三年(年)，胡琛为跋陵所杀，万俟丑奴尽收其众，势力更加强盛，遂踞今陇东诸地。
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年)七月，万俟丑奴在高平称帝，设置百宫。这时候，西亚波斯给北魏进献狮子，被万俟丑奴拦截扣留，以为祥物，遂改元“神兽”。北魏将军肖宝夤屡为万俟丑奴所败，又连遭其部将终德袭击，走投无路，于同年携妻南阳公主及少子，率麾下百余投奔万俟丑奴，被封为太傅。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年)，万俟丑奴遣兵攻下魏国的秦州，杀了刺史高于朗。永安三年(年)二月，万俟丑奴扰关中。三月，自武功南渡渭水，斩关夺隘，攻城陷镇。是时，北魏孝庄帝派尔朱天光为都督，贺拔岳、侯莫陈悦为左右都督，领兵讨伐万俟丑奴。当时，东雍、赤水一带，有四川流贼打劫，道路不通，尔朱天光先派侍中杨侃前去宣旨。同时，在那里征集战马。流贼仍不让路，尔朱天光遂率兵攻击流贼，在俘虏中选拔青壮年收为兵士。所获马匹全归军用，并到雍州征集民马，共得万匹。因兵力不足，没有继续前进。大将军乐朱荣责尔朱天光军棍，增派军士人。受责后，尔朱天光命贺拔岳为先锋，率骑兵0余人，生擒丑奴部将尉迟菩萨，俘骑兵名，步兵万余。丑奴战事失利，不得不放弃岐州，北回安定，在平亭设栅防守。夏四月，魏将尔朱天光与贺拔岳会合于汧、渭水之间，停军牧马，扬言天气炎热，未可行师，待到秋凉再行剿灭。万俟丑奴信以为真，弛于守备，散众种粮于泾州一带，只派侯伏、侯元进领兵，一面耕种，一面防卫。尔朱天光探知军情，黄昏派轻骑队先行，切断对方退路，随后各军尽发。拂晓，围攻侯元进所守大栅。栅破，兵士被俘的被俘，逃的逃，沿途各栅先后归降。是夜，急行军里，天明到泾州，剌史侯几长贵投降。万俟丑奴弃平亭，径奔高平。尔朱天光穷追不舍，遣贺拔岳轻骑追至平凉。魏将侯莫陈崇单骑直入，于马上生擒万俟丑奴。不久攻克高平，俘获肖宝夤等首领，同万俟丑奴一起囚送洛阳，被置皇宫门外都市之中，众观三日后，斩丑奴，赐死肖宝夤。时高平大旱，尔朱天光退屯城东50里，遣长孙邪利代行原州事。丑奴残部逃奔略阳，归附已在水洛城称帝的另一支反魏军队首领王庆云。七月，尔朱天光打败王庆云，坑丑奴残部将领万俟道洛降卒万余人。万俟丑奴另一支残部由宿勤明达率领，继续转战于陕北。北魏节闵帝普泰元年(年)四月，这支军队被尔朱天光击破，俘获宿勤明达，递解洛阳处死。至此，万俟丑奴反魏势力彻底瓦解，北魏安定等地暂趋稳定。
万俟丑奴领导的反魏斗争，历时7年，控制了关陇大部分地区，活动于河套、陇北大片土地。北魏朝廷调兵遣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才平息了事态。但其政权也因此分崩离析，走向灭亡，终被西魏所取代。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年)，爆发安史之乱，玄宗避乱四川。至德元年(年)六月，太子李亨西行到安定、平凉等郡，收集监牧公私马数万匹，募兵备战。七月，在灵武称帝。肃宗至德二年(年)，李亨回到安定郡，诏令河西、安西、北庭等地驻军东征，由此导致西北防守空虚，吐蕃部落乘机侵入，占领沿边郡县。
唐代宗广德元年(年)，吐蕃侵占泾州，郭子仪进兵收复，吐蕃败退原、渭州据守。唐代宗永泰元年(年)，马璘任泾原节度使，统帅北庭四镇的行营兵马，镇守泾州西界弹筝峡。几十年间，唐朝对吐蕃迁就媾和，但战争从未停止。唐德宗贞元三年(年)，吐蕃王要求在平凉川谈判，结盟和好。吐蕃通过马燧奏请德宗，派人谈判结盟之事。但朝中官员韩游环对德宗说，吐蕃兵弱就与唐结盟和好，兵强则入侵，现已侵占塞内，求和是假，不可轻信。韩晃也向德宗建议，现在两河地区平定，不必担忧。如果加强原州、鄯州、洮州、渭州防务，再派将领李展为主帅，刘玄协助，领兵10万征讨吐蕃，河湟之地20多州即可收复。德宗怕吐蕃与回纥议和后势力更大，不听韩游环及韩晃建议，听从马燧的主张，决定在清水谈判和盟。是年四月，派崔澣等人两次与吐蕃尚结赞商议和盟事宜，并决定以侍中浑瑊为会盟使节。五月二十四日，在清水谈判结盟。德宗又怕吐蕃没有诚意，令告吐蕃，归还所占盐、夏二州，才可结盟。尚结赞答复，清水这地方不吉利，要求移在原州的土梨树村(今镇原屯字镇兔儿嘴)，会盟后便归还盐、二州。崔澣和吐蕃使臣泣赞一同入朝，德宗再次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左神策将马奏说:土梨树地多险隘，恐吐蕃有埋伏。平凉川四隅平坦，又近泾州，该处方为妥当。这样，会盟地点就被定在平凉川。
闰五月，德宗派浑瑊为会盟使节，崔汉衡为副使，郑叔矩为判官，率员从长安前往平凉川。并令骆元光领兵驻守潘原(今镇原与平凉交界的潘杨涧)，韩游环领兵驻守洛口。两地连营排列，防敌有变时增援浑瑊。谈判前，双方约定各派巡回警卫互相察看护卫情况。当时，尚结赞在会盟地西已暗结数万精兵以待。吐蕃的巡警兵士在唐兵卫队中穿过，唐兵没阻挡。但唐卫队60名骑兵刚到吐蕃警队中就被缴械扣留，浑瑊对此全无察觉。尚结赞又派人告诉浑瑊要所带官兵侍中以下脱掉战服，摘下佩剑，改换礼服。浑瑊和汉衡、风朝等进入吐蕃和谈帐后，尚结赞命击鼓三声，蕃兵呐喊蜂涌向浑瑊等围来，浑瑊急出帐，遇马一匹，即跨马回逃。奔驰十余里，安全逃出。浑碱的护将辛荣，招集溃兵数百，在北埠与敌接战。不多时，吐蕃兵四面合围，寡不敌众，力竭被俘。风朝和韩澣被乱兵所杀。汉衡和廷邑、文珍、清朝、郑叔矩、李泌、同直、余准、马宁、曰华、至言、演明、范澄、马奔等60多人被擒。其余将士、夫役，死者四、五百，被裹挟0余人。汉衡等被押到原州，尚结赞召见说:这次劫盟，是为擒浑瑊，我事先己造好铁枷，把他押献赞普。现在他已逃跑，空使你们受累，应送你们回去。即率领部众在石门遣送回唐朝。浑只身骑马逃到骆元光军营。此前，前营将军李朝彩部兵士早已闻凶讯逃散，浑瑊到时只留一座空营，器械、物资、粮食都抛在营地。只有骆元光所率军队阵营未乱，浑瑊被护送回长安。十月，吐蕃占踞原州。
唐德宗贞元年间，吐蕃屡屡进犯。大历十年（年），壬子，吐蕃寇临泾，癸丑，寇陇州及普润，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属出城窜匿。丙辰，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于义宁。吐蕃寇泾州，泾原节度使马破之于百里城。戊午，命卢龙节度使朱出镇奉天行营。大历十二年（年），吐蕃八万众军于原州北长泽监。己巳，破方渠，入拔谷；郭子仪使裨将李怀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
贞元三年(年)，“吐蕃寇华亭及连云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驱二城之民数千人及邠、泾人畜万计而去，置之弹筝峡西。泾州恃连云为斥候，连云既陷，西门不开，门外皆为虏境，樵采绝路，每收获，必陈兵以捍之，多失时，得空穗而已。由是，泾州常苦乏食”（33）。戊申，吐蕃帅羌、浑之众寇陇州，连营数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将石季章戍武功，决胜军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已，吐蕃大掠阳、吴山、华亭，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驱丁壮万馀悉送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乃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众大哭，赴崖谷死伤者千馀人。未几吐蕃之众复至，围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副将苏太平夜出兵击却之。贞元四年(年)五月，“吐蕃三万余骑寇泾、邠、宁、庆、鄜州，得唐人，质其妻子，诸州皆城守，无敢与之战，吐蕃掠人畜万计而去”（34）。吐蕃多次犯塞，袭州扰县，逼迫唐王朝与吐蕃议和，会盟于平凉川遭劫，扣押李泌、郑叔矩。后吐蕃请和，泌子李遂三次进殿号泣上表，乞德宗从其请。德宗以吐蕃多诈，不许。至是，吐蕃复请和，泌子李遂五上表，诣执政泣请，请许其和。德宗从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复出使吐蕃。临泾与庆、宁二州相邻，亦多受吐蕃袭扰。由于吐蕃攻陷了西北边陲的大片土地，唐边塞郡州不得不向内迁移，时原州内迁临泾(今镇原城)，朝廷派名将郝玭守临泾。到宪宗元和年间，藩镇割据，吐蕃侵扰，内忧外患。在宪宗执政的十五年间，吐蕃寇泾州“及西门之外”，攻灵武“距城三十里”，战事不断，双方攻取，各有胜负。敌兵侵扰，隳突东西，百姓永无宁日。郝玭以“临泾地险要，水草美，吐蕃将入，必屯其地”为由，请修堡筑城，以挫败吐蕃之入侵，保境安民。前帅不从，直至段佑任泾原节度使，郝玭又言于段，段佑奏明朝廷，获准。唐宪宗元和三年(年)初，郝玭组织当地军民，在今镇原城西上马台依王母宫山，修筑土城一座。土城东临水荫沟，西至尤坪中，北靠王母宫山，南至王胡同，大约一平方里。北山挖壕堑，东、西、南筑土墙(20世纪50年代初，城墙遗迹，依稀可见)。从此命郝玭为刺史，据城驻守。
郝玭英勇善战，每战，前无坚敌。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年)，党项勾引吐蕃进攻原州(今镇原一带)，围泾州，郝玭率众力战，破敌获胜，把吐蕃赶出泾原。元和十三年(年)，朝廷加封郝玭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充泾原经营节度使、平凉镇遏都知兵马使，封安定郡王。郝玭以临泾为根据地，出兵阴槃(今平凉东)，打败了两万多吐蕃兵的进攻。元和十五年(年)，其任渭州刺史时，数次出兵袭击吐蕃兵营，杀吐蕃兵甚众。郝玭生性凶残，“获虏必刳剔归其尸”，吐蕃人非常畏惧他，时常以其名恐吓啼哭的孩子。吐蕃首领赞普常将郝玭铸成金像，号令国人，“得生玭者，以金玭赏之”。自郝玭筑城守临泾，吐蕃不敢进犯，“泾原一带获安”。后来唐与吐蕃战事再紧，吐蕃又畏其威，多次想谋害他。朝廷恐失骁将，调郝玭离开前沿郡、县，迁任庆州刺史。后病逝于庆州。
北宋后期，雄踞在河套地区的西夏王朝欲向南扩充势力，蓄谋已久，不断出兵袭扰。宋仁宗康定元年(年)六月，夏人攻镇戎军。北宋大将王珪率部出瓦亭击败夏军。九月，夏军再次进犯三川寨(今镇原县西北六十里交口河川)，巡检杨保吉战死。宋仁宗庆历元年(年)二月，安抚使韩琦巡抚陕西，巡边到高平川，听到西夏首领李元昊将侵占渭州，逼近怀远城，急赴镇戎军，令出兵抵御。又招勇士1余人，命环庆副总管任福为将军，泾原都监桑为先锋，朱观、武英、王珪等率领所部随任福抵抗元昊，在好水川战败。二年闰九月，元昊进攻镇戎军，副总管葛怀敏联军多人为左翼。天圣寨主张贵率为后备，进驻五谷口。镇戎军知军曹英、泾原路都监赵恂、西路都巡检李良臣和孟渊等部也来参与会战。沿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为先锋，赵瑜领精兵为后援，大军按序列从安边寨转运粮草。部署就绪，葛怀敏连夜赶至开远堡北一里宿营。庚寅领大军从镇戎军西南出发，先领骑兵百余骑侦察前进。赵政认为距敌很近，不可轻进。葛怀敏稍停，晚进养马城。曹英及泾原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镇戎都监李岳，西路都巡检使赵璘等，分兵驻守镇戎城西六里处。三天后，亦进养马城，见葛怀敏，得知元昊军已退出新壕以外，即商议进击策略。赵恂对葛怀敏说:敌兵远道而来，利于速战。应当修筑栏栅，守卫要道，堵其退路，断绝后援，固守镇戎，补修道路，供应粮饷，等敌供应不足、兵力自衰时再袭击，必能取胜。不然，就要打败仗。葛怀敏不听，命诸将分四路向定川寨进军。刘湛、向进从西水口出兵，赵恂从莲花堡出发，曹英、李知和从刘玉璠堡出发，葛怀敏从定西堡出兵。部署既定，李知和与曹英领军连夜出发，其余三路依次急进。中途，赵福在新堡与元昊兵遭遇，败退向家峡。赵恂、曹英、李良臣、孟渊等各路正向定川进军，葛怀敏令他们救援赵福。援兵还未出发，接探马来报，元昊兵已占踞边壕。这时，李知和部下说，元昊兵人，已列阵定川北寨。片刻，王文、李知和及定川寨主郭纶派来人报，寨北之敌已越壕逼城。葛怀敏令赵恂和子宗晟，先行救定川之急。午时，葛怀敏进入定川寨。元昊兵毁路拆桥，断其归路，分兵二十四路围寨。又断定川水源，以饥渴其众。葛怀敏为中军在寨门东面，曹英在东北角列阵防守。元昊先派精兵向葛怀敏冲击，没有冲入，又回击曹英。顷刻，黑风从东北起，刮得目标不清，守阵混乱，元昊士兵乘机攀上城墙，蜂涌入城。曹英面部被箭射伤，倒在城壕。葛怀敏部见后，惊慌逃奔，葛怀敏被乱兵拥倒，人踩马踏，几乎丧命。后用车送到瓮城，很久才苏醒。
在瓮城，葛怀敏挑选强壮兵士守据城门、吊桥，挥刀拒敌。赵恂等亲临指挥。又以骑兵绕城四面御敌，元昊军退。此时，全军将士丧失斗志，赵恂劝葛怀敏回军中。当晚，元昊军又聚火围城，从西北角喊话说:你们跟随的将官非点将布阵之人，不能领军打仗。若能领军打仗，还能被我们包围，到此地步，你们何去?四更，葛怀敏召诸将商议，众无良策，决定突围到镇戎军。赵恂请求突围到笼竿城，说那里无险，又出敌之不意。众将不从。天亮，葛怀敏骑马领兵向东南突围，跑了二里许到长城壕，道路被切断，四面被围，葛怀敏及曹英等16人皆遇害。剩余余人、马多匹都陷于敌。怀敏之子宗晟和郭京等回到定川时，韩质等领兵守莲花堡，刘湛等领兵0守向家峡，都不救援。于是元昊兵马长驱直入渭州，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镇戎军失陷后，时知庆州、兼任陕西四路招讨副使的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北巡大顺，视察该处防卫，抚今怀古，感慨系之，曾作《渔家傲》一首云：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
风雨如磐，往事如烟，历史上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折射出了镇原人武勇豪壮的性格特征。但在坚决抵抗外族入侵的同时，镇原人还采取“怀柔”、“抚和”等政策来化解矛盾，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如会盟、和亲、互市等方式。这和西方民族主张战争、征服世界大不相同。陈独秀先生说：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子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甲兵为不详之器。故中国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贼。佛徒戒杀，益堕健斗之风。……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35）
因此，从本质上讲，镇原人尚文轻武、厌恶战争，讲究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随着世事变迁，沧海桑田，社会的逐渐安定，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族矛盾日益缓和，在农耕文化的滋润下，镇原民风渐趋柔和。那种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声渐渐变为陈迹，和谐与文化逐渐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喜欢温文尔雅，谦恭礼让，追求内在的心性修养，轻外王事功，才子佳人开始独领风骚。东汉大思想家、哲学家王符隐居潜夫山，独坐读书台，胸怀天下，心系黎民，沉湎史书，著论作文。与朋友饮酒唱和，忧国忧民，鞭笞朝政，揭露黑暗。闲暇亲自下山到水荫泉挑水，浇花种草，植柏栽松，颇得时人赞颂。他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德操熏陶和影响了无数代镇原人，形成了镇原人知书达理、明辨是非、崇文习书的良好道德风尚。
汉冲帝永嘉元年（年），安定人皇甫规举贤良方正，后归故里，以《诗》、《易》教授门徒，从者甚众，深得乡人称颂。在这种民风敦厚、善良淳朴的乡间里闾，人们养成了热情好客、谦和恭谨、礼让大度、勤俭朴实的良好风气。清道光二十六年任镇原县知县的翰林院庶吉士李从图，曾盛赞镇原风俗云：
西北之方，人皆质朴，其气虽刚，其谊颇笃。尚矣临泾，山重水复，农力于耕，士安于读。太古衣冠，本来面目，法守高曾，情敦亲族。每遇吉凶，交同休戚，贫富不形，浑浑穆穆。近稍虚浮，未全雕琢，得良有司，淳风易复。
由于人们追求安定祥和，以知书达礼为基本做人准则，因此一大批学子灯下苦学，出类拔萃。仅在明清时代，镇原考中举人者达人，考中进士成为显宦者达16人。而考中生员、贡生者数以百计。他们的言行为镇原民众的生活注入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如明末贾胪乙、常太一、张善祖、贾衣之、张善述、田元培、田心培等七人笃学好古，不入流俗，经常吟诗作赋，唱和对联，被人们誉为“原州七子”。我们从下面几首诗作中，可以看出镇原人温文谦让、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趣和寄情山水、柔美惬意的悠悠情怀：
贾胪乙诗：
竹林清啸玉山楹，
阮籍高风拥百城。
一榻青灯元凯癖，
三君车行汝南评。
授经草阁齑盐足，
结侣潜亭蓬虆行。
领袖蒲川同剖击，
惭无胜理难群英。
常太一诗：
常林折节带经锄，
弱冠能文有俊誉。
苦忆藐孤多牧泽，
免叫老母九依樗。
赁舂环陇从都讲，
割席穿床读异书，
卜筑西郊应百尺，
青萤灯火草元居。
贾衣之诗：
小阮追锋万里开，
含毫洒翰逐风雷。
半林竹箨虫书遍，
满壁编题掌录回。
山寺论文移白日，
槐亭命酒坐苍苔。
君家神雀应能赋，
笔札何时给上才。
田心培诗：
青衫笠帽小田生，
矫矫风裁胜致清。
一饱葵蔬寒士挫，
三更书卷短灯檠。
捐金受学多贤媛，
辞辟分肥有哲兄。
此事不须投斧决，
卖薪然草在人成。
田元培诗：
田何卓灼有才谞，
小隐东皋卜涧居，
容与坟丘遵竹径，
婆娑艺苑奉篮舆。
山中禾黍迎秋早，
屋角鸡豚爱日初，
逊水廉泉堪啸傲，
弟兄师友好门闾。
张善祖诗：
君家兄弟本双珠，
最爱元方性格迂。
种树山中收橡栗，
开樽阁下狎鸥凫。
披帷岑寂斯人在，
经户萧骚俗客无。
拥杖侯门持一老，
高风独羡此葫芦。
张善述诗：
思曼风流最少年，
截蒲编柳苦思元。
二岑书屋依潜麓，
一径花棚罨绿天。
但取幅巾元礼坐。
何嫌衣帻简文前。
三余词翰终名世，
迟尔骅骝早著鞭。
其实，镇原人的这种“外柔”，就是一种对和平的崇尚，对幸福的向往，对安定的追求。自古以来，镇原人讲究中庸之道，自重自尊，服从礼法，勤奋好学，与那种野蛮、残忍的民族具有天壤之别。在镇原境内的战争史上，多半都是因为异族入寇，才奋起抗击。这种抗击，也是适可而止，毫不穷兵黩武。就是这种崇尚和平的行为，造就了镇原人在某种意义上的“文弱”现象，表现出一种“柔静”的感觉。如果从历史文化的深层次上进行探究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下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便是导致镇原文化谦柔的动因：
一是农业生活的影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36）镇原人世世代代耕耘劳作，在这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自耕自食，自给自足，既无须争，也无须斗。只要吃饱肚子，便无其它奢求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满足于“三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愿竞争，也不愿冒险。他们多半住在黄土窑洞里，居有定所，食有定处，耕有定时。因之他们生活恬淡，安定祥和，既有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37）”的悠闲舒适，又有着“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38）”的自得自乐。虽然赶着耕牛犁地，拉着碌碡碾场是一件非常辛苦和吃力的活计。但他们一边擦着汗，一边自由自在地哼着时高时低、时断时续的小曲儿。尽管不成曲调，但不失粗犷豪爽，毫无忸怩作秀之态。似乎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寻常而又开心快乐的营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怕骚动，最怕变乱。如果一旦战事兴起，狼烟滚滚，厮杀阵阵，不独征兵征粮，往往还会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不得耕种，影响民生。所以镇原人的最高要求，就是过太平日子，用他们的俗话说，就是“过安稳日子”。另外，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镇原人多数靠天吃饭。每遇丰收之年，他们便对老天爷感恩戴德，认为是上天为了照顾他们而风调雨顺的。正是这种报恩意识，培养了镇原人爱好和平、祈求和平的精神境界。
二是思想方面的提倡。孔子说：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39）？
礼之用，和为贵（40）。
孟子和荀子也都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41）”。这些话从现实的观点来看，未免有点迂阔，也真正难以做到。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却有助于培养和平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眼里，人类之所以不能和平，最大的原因之一，是在于权力之争。权力欲是人类最深沉最具潜力的动机。
所以，古代哲人似乎很早就看透了这点。比如尧舜禅让，那是何等的美德？虽然难以确证曾有其事，但数千年来传诵不绝，被人们奉为政治之圭臬，则是事实。
到了宋明理学的时代，更主张通过心性的工夫，彻底超化权力欲，这种主张，落到权力人物身上，也许根本无效，但他们确曾向这方面用过心。由于孔孟学说深深影响了镇原文化的形成，因之孔孟之道所宣扬的一系列和平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言行的指南。张横渠有两句名言：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42）。
这两句话，前一句代表内圣工夫，后一句代表外王理想。内圣外王是传统知识分子人生的两大目标。开太平这一目标，虽然在历史上实现很少，但思想方面却不断地得到提倡。直到今天，这种思想传统依然留在镇原人的心灵底层。
三是佛教哲学的影响。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为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的太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悉达多是名字，乔答摩是姓氏。由于悉达多出生于释迦族，所以后世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也就是“释迦族的圣人”的意思。作为一种宗教，佛教由教主、教义、教团组织、清规戒律、仪轨制度等内容所组成，佛教教义中的涉及人生观、世界观、伦理学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佛教哲学。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迅速渗透到中国民间，至隋唐曾盛极一时。佛教戒杀生，讲究慈悲为怀，这种基本精神，为中国正统文化所吸纳，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隋唐以后的一千多年，佛教对镇原传统社会影响极大，这种影响并不亚于儒、道等教，甚至逐渐超过了儒教。单就从祭祀的角度看，佛寺的数目远远超过了孔庙的数目。好多佛寺金碧辉煌，香火旺盛，信男信女烧香拜佛，从者如云。因此，佛教在镇原大地的影响，至少不在中国本土文化之下。这种影响的好坏姑且不论，但它却培养了镇原人的和平意识，铸就了镇原人的和平精神，使得镇原人爱好和平、憎恨战乱，心灵变得柔美谦和。
因此，武勇与谦柔，刚烈与朴拙，这种对比鲜明的性格特色，糅合在镇原文化中，形成了镇原文化外柔内刚、刚柔相济的文化品格。
（三）崇文重教的文化理念
自古以来，镇原人崇尚“耕读传家”，常常以“囊萤映雪（43）”、“凿壁借光（44）”、“悬梁刺股（45）”、“程门立雪”（46）等等故事来教诲子孙，把家中出秀才视为一种荣耀，因之他们希冀“兰桂腾芳”，以此“光宗耀祖”。在这种传统意识的支配下，人们崇尚文化，重视教育，尊重教师，以“天、地、君、亲、师”为人生敬奉之要，使镇原文化中深深植入了崇文重教的文化理念。据记载，在明代科举制度下，镇原就有4人考中进士，有32人考中文武举人。而清代考中进士者多达12人，文举人34人，武举人54人。在唐代，皇甫镛、皇甫鎛弟兄二人皆中进士。明代，张琡、张几弟兄亦中进士。清代，李清瑞、李清鑑弟兄又高中进士。这些数字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镇原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而且也反映出历史上镇原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镇原教育源远流长。在远古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和积累了许多生产经验和生活知识。为了生存和部落的延绵，他们用原始的方式教育后代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这就形成了教育活动的最初雏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镇原大地上便开始有了原始的教育。在商、周时期，伴随阶级社会的出现和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学校作为教育的专门机构开始出现。达官显宦的子弟独占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日趋没落，学术流散于乡野，下移于庶民，私学开始在民间兴办。大教育家孔子实践“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将教育对象从王公贵族扩大到庶民百姓，使广大民众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他倡导“学而优则仕”，使发奋苦读、学有所成成为每个学童的奋斗目标，激励和鞭策了无数读书人树立了远大志向和宏伟抱负，被后人尊为“至圣先师”。在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镇原县，人们更是尊孔崇文，祀圣读经，建孔庙，兴祀典，历代不衰。每年春秋两祭，选择丁日，在县城文庙（今县委院内）举行祭典。文庙宫墙两端，立有两块石碑，上刻“文官止步”、“武官下马”，以此警示人们要尊重先师孔子。汉武帝时，朝廷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教育政策，确定了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为主要教育内容，颁布了教育制度，规定郡、国开办的学校称学，县、道、邑、侯称校，乡称庠，村称序，官学和私学都得到了空前发展。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47）的景象。这个时期，镇原已经设置了学校。东汉廉吏临泾（今镇原）人李恂聪颖苦学，钻研韩婴诗文，并设帐讲学，授徒数百。太守李鸿发现后，举荐其做官。曾任侍御史、刺史、太守。他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屡拒供礼，名震殊俗，政声颇佳。后辞官徒步返乡，隐居山野，开设讲堂，教授学生，成为镇原兴学育人的开山鼻祖。当时的著名政论家、思想家、哲学家王符，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为友，著书《潜夫论》三十六篇，其中第一篇《赞学篇》中就提出了“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的观点。这既反映出当时镇原人看重读书、兴办教育的深层意识，也反映出当时镇原教育兴盛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除了利用玄学以外，还极力利用宗教作为思想统治工具，主要是利用佛教与道教。经学虽然衰落，但在政治上仍保持佛道两教不敢争夺的正统地位。魏道武帝进入中原，便在平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后又增至人。魏献文帝设立乡学，大郡置博士2人，助教4人，学生人；最小郡也置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魏迁都洛阳后，私学尤为盛行，儒生开门授徒，多或千余人，少也不下数百。官学私学的学生，同样可以被州郡选为茂异（州）孝廉（郡），取得官职。魏乱以后，私学仍盛。然而中原长期动乱，使河西、陇右地区得到相对的稳定，于是“中原章句之儒业，自此之后已逐渐向西北转移。”（48）这个时期，镇原人才济济，文化教育繁荣，出现了官学发展、私学昌盛的可喜局面。学校重点教授儒学《五经》，经学中尤重《礼》、《易》、《春秋》。私学讲授的范围还涉及到了道学、佛学、玄学、天文地理等。私学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冲破了门第观念的束缚，贫民百姓的子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仅魏晋时期安定临泾（今镇原）人学有成者，荟萃京城，载入国史者达27人。他们是：两晋武将胡奋，散骑常伺、少府胡广，秦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胡喜，西晋少将军胡世元，姚泓黄门伺郎胡义周，中书伺郎胡方回，南部主事胡始昌，秘书郎、中散胡丑，北魏名臣胡叟，北魏重臣胡国珍，濮阳郡公胡僧洗，殿中尚书、平凉郡公胡祥，临泾伯、歧泾二州刺史、太尉公胡宁，左卫将军胡盛，北魏宣武帝皇后胡充华，吏部郎中胡虔，北齐大臣胡长粲，兖州刺史胡延之，尚书令胡长仁，陇东王胡君璧，北魏关陇民族首领万俟丑奴，南齐名臣席阐文，北朝名将田宏，北周大臣席固，大将军席世雅，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席世英。
隋朝在历史上是十分短促的朝代，但这一时期的文化由于南北统一而出现了大融合，文化较之南北朝有了更大的发展。大业三年（公元年），隋实行科举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学校逐渐增多，教学方式以识字、习字为主。入唐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官府对教育更为重视。中央设立的学校有六学二馆，“六学”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皆直辖于国子监。“二馆”为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和隶属于东宫的崇文馆。在地方则设有府州、县学。除官办学校外，唐代私学也很发达，许多名师大儒在未成名前均在地方创立私学，聚徒讲学。学校均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以易、礼、诗、书、春秋五经为主。唐朝实施科举制度，分为制举和常举。制举是皇帝临时决定举行的特别考试，以待非常之才，平民子弟和官员都可以应试，合格者立时给官或升官。而常科每年举行一次，主要是明经和进士两科。从武则天统治直至终唐之世，以科举制特别是进士科作为选拔宰相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度完善之后，士人取得了进士出身，还要经过极为严格的吏部考试，方能做官。此外，唐制还规定，“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49），不经过州、县官的锻炼考验，是不能到台省任要职的，不到台省任职便无法进入宰相集团；而且宰相任职以后，
和一般五品以上及台省官吏一样必须经过三考。这种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一方面适应了普通地主阶级势力发展的需要，为地主阶级各个阶层打开了入仕之门，使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得以扩大，又能吸收一些有才能的人参加到统治集团中来，改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科举制用读书做官来笼络知识分子，无形中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镇原毗邻长安、洛阳，教育也以进仕为目的，非常注重教学的质量。唐贞观元年，临泾（今镇原）人皇甫镈考中进士，官至相位。同年其弟皇甫镛也考中了进士，官至海南少尹、太子少保。
北宋以后，中国出现了以讨论理气、心性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潮，这就是所谓的“理学”，又称“道学”。他们强调“三纲五常”，注重封建伦理道德，用以维护封建统治制度。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朝廷注重科举，以文治国，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临泾（今镇原）人胡顺之于宋咸平年考中进士，官至太常博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镇原教育的兴盛局面。
元时为加强封建统治，推行“汉化”政策，推崇儒学，命全国各地设立学校，教授儒家经典。并规定50户为一社，每社要建立学校，聘请教师，讲读《孝经》、《小学》、《尚书》及《大学》、《论语》、《孟子》等各类经书，使读书子弟熟知孝悌忠信，改恶从善。于是社学在镇原开始形成。当时这些法令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封建统治，安定社会秩序，但客观上推动了镇原教育的发展。邢宽、邢文举、邢文明等三人因学业优异，在元代就被恩赐为进士。
明清时期，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为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朝廷把程朱理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使教育与科举齐头并进。明朝政府施行了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学校分为国子学和府州县系学两种。国子学的学生叫做监生，监生大多数都是官僚地主的子弟，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土司的子弟。学生结业后可直接做官或通过科举做官。明洪武时，很多监生经过短期的学习，即调往各地“历事”，有的被超擢为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吏。洪武三年（公元年），明朝政府设科举，规定以八股文取士。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四书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在这样的背景下，镇原教育进一步发展。从明洪武二年（公元年）起，镇原便设官学即学署，设教谕、训导等管理人员，管理生员和科举考试。形成于元代的社学，到明代时继续沿袭。这是古代社会最基础的启蒙教育形式和机构。洪武八年（年），朝廷诏令各地“延师以教民间子弟”。教学内容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小学》、《论语》、《孝经》以外，还“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49＃）。而镇原在洪武七年每个镇就都已经设立社学，由国家补助经费，15岁以下幼童皆入学读书，不取脩金。（49※）这时的学习内容主要以程朱理学为主，作文专攻八股。万历二十一年（年），知县李槃在镇原县城文庙西修建社学，名“正学书馆”。由于经过明初百余年的休养生息，镇原的经济社会均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教育与科举考试经过几代人的逐步积累，已渐有厚度，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重视和崇尚。据《庆阳通史》载，明代时镇原考上贡生（含恩拔、岁贡、例贡）人数达人，考中举人者达26人，考中进士者3人（成化壬辰科张淑、正德辛未科许理、正德甲戍科张几）。（49￥）尤其是张淑、张几为父子，其祖父张凯在景泰朝由胄监选历南京、四川道监察御史，官至副使。这种父子同登科第，成为明代镇原科举的一个亮点，为乡人所称赞。
清乾隆四年（年），知县钱应荣重建“正学书馆”，更名“正学书院”。乾隆四十二年（1年）张继孔捐田助学，知县冷文炜易名“潜山书院”。乾隆四十五年（年），知县赵雯重建后易名“中峰书院”。光绪三十三年（年），县署置劝学所，设总董，改中峰书院为镇原县高等小学。中峰书院四易其名，延师授徒，历经明清两代年，为地方培养了许多人才，反映了镇原官府及民众对教育的热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