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草药知识的全球化和普遍化
——以丹尼尔·汉璧礼的中国草药研究为中心
安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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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摘要：进入19世纪，越来越多前所未知的草药随着全球贸易网络跨越文化和语言的界限，进入英国药材学家们的视野，他们日渐希望通过收集、翻译草药名称，建立一个统一的命名系统。本文主要使用丹尼尔·汉璧礼的档案，考察19世纪英国科学家在中国的科研实践，展现他们如何一边命名草药，一边将其纳入到他们所建构的全球性、普遍性的科学体系中去。在研究中国草药时，汉璧礼致力于收集植物的汉字名、拼音转写、当地俗名、西文名，乃至林奈名等，进行对应、整合和翻译。他的标本收集、翻译定名工作呈现出19世纪大英帝国及其科学界对普遍性和全球性的追求，是一种对自然的排序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异国草药被识别并陈列在展柜中，使得人们得以系统地看待全世界的自然和事物。
作者简介：安洙英，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后。文章原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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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19世纪英国的药材学史，丹尼尔·汉璧礼(DanielHanbury，～)尤引人注目。他专注于药学，在植物学方面也颇有建树。然而，他的研究很难划分到当代的某个学科中去。他很少
汉璧礼的学术生涯很短暂，仅有二十年，但仍然是辉煌的。他在《药学杂志》和《林奈学会学报》等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在他的弟弟托马斯·汉璧礼的主持下，由约瑟夫·因斯(JosephInce)收集和编辑。这部论文集取名《科学论文——以药理学和植物学为主》，于年出版。②汉璧礼对各种外来草药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在同时代科学家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却极少为当前的科学史研究所
图1汉璧礼与他的通讯员交换的药品表格之一(RPS，PMS，fol.4)
三、从描述到展示：普遍而扁平的世界自然
在19世纪英国的药材学和植物学中，对异域草药的本地化描述工作占据着核心地位，这在对大量植物和草药名称的一系列“翻译”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工作主要包括与当地通讯员通信，交换药名表格并反复修改。首先，汉璧礼等将一张白纸划为数列，将草药的汉文名、俗名、音译、标本编号和外文正式名分别列出，一一匹配(图1)。他们一边密切地观察、比较这些标本，一边仔细比对标本名称的写法、读法。同样地，他的中国通讯员也要完成这两方面的工作，也就是将标本“全部放在瓶子或盒子里，再仔细地贴上标签”，标签上要清晰且详尽地注明植物的当地俗名。除此以外，他们还负责检查汉璧礼的药名表格，确认其中汉文的字形、发音无误后，再将之寄返。(65)
这些药名表格在伦敦和中国各地之间一再往复，其中的词条不断得到丰富——汉字、汉文拼音、英文名、林奈名逐渐拼合，成为某种植物完整信息的各个侧面。(66)尽管汉璧礼一般依据植物的根、果实、种子等某一个部分来进行分类，但归根结底是要“用植物学命名法来分类并为草药验明正身”。也就是说，把每种草药纳入林奈的现代分类系统，进行重新定义。(67)如此一来，便逐步形成了一套以欧洲植物学语言可识别的、完整的中国草药目录。可是汉璧礼没能做到十全十美，他鉴定出的草药仅占收集到的一半，剩下的只能加上属名，或是标记问号，表示他已无能为力。
汉璧礼和他的通讯员交换各种信息和材料，积累了大量药名和标本，进而更新了文本知识和样本库。汉璧礼的科学实践主要是将每一个样本与它们的汉字名对应起来，再将其与前人的记录、林奈名相联系。只有经过如此广泛的翻译工作，才有可能掌握异国的自然知识，从而将全世界的自然纳入到一个普遍而统一的结构中，加以理解并利用。(68)
汉璧礼为了追踪包括果实、种子、根，甚至外壳在内的、每种草药的来源植物，在中国各地的市场上收集了许多草药和植物的名称。从豆蔻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植物的当地名称一方面在当地通讯员与中国人的交流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作为线索，有助于汉璧礼将早期文献中的种种记载串联起来，并与卢雷罗等人曾提出过的林奈式名称挂上钩。因此，每当汉璧礼收到一种从未见过的草药，他便会比较其标本、果实、种子和其他各部分，并参考文字描述和图画材料。一旦他通过比较得出这个标本与任何已知物种不同，便会给它起一个林奈名。
一位19世纪的植物学研究者是否成功，要看他是否很好地完成了不同植物名称之间的多重“翻译”工作。在这种特殊的翻译过程中，最重要、最可靠的参考依据总是实物，亦即标本。尽管汉学家已经十分熟悉植物学主题的文本，却还是不得不经常查阅“中国和日本著作里的植物图”，因为他们必须在缺乏干燥植物标本的情况下将植物名与实物对应起来。而且所谓“对中国和日本著作中植物学部分的翻译”，实际上是按照林奈命名法鉴定每种植物。(69)从这个角度来看，19世纪植物学家的翻译工作非常独特。翻译的前期工作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从不同文献中收集文本证据，并将其与收集到的各种名称对应起来；第二步则是将实际标本与之前所有的描述进行比较。最后才是核心的翻译过程——用一个林奈式植物学名替换所有收集到的名字，从而把每一种草药安置在一个普遍的系统中，并用科学家的语言来理解它们。
四、结语
19世纪中叶，英国的标本网络逐渐扩展并覆盖了中国全境，最终成为英国中药研究的支柱，使中药脱离了神秘色彩。植物学家将中国植物从本土和文化脉络中抽离出来，将其与来自世界其他角落的标本相比较。于是，中国的枫香与爪哇的枫香被放在一起，在全球联系下它们的身份被重新构建。(70)博物学家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将这些分散部分组合在一起的统一框架，为此他们创造了“展柜”——这种新的空间具有新的远近、相邻关系。它使得处在伦敦的观察者对全世界的植物和自然一览无遗，而这种秩序是那些处在世界各处的人从未见过的。(71)因此，作为这种新空间的制造者，英国植物学家们的工作实质上是用清晰易懂的分类标准来体系化世界各地的大量标本、名称和信息。
于是，19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家的植物标本室逐渐成为“全球植物大商场”的缩影。植物标本室和林奈命名系统即是统治世界、经营植物产品交易的工具。这种清晰易懂的框架使人们纵览全球海洋、陆地的草药生产、交易网络，而作为商品的植物则以一目了然的科学名称排列。
19世纪英国人的研究实践都围绕着生产“全球知识”这一目标展开。那时的西方自然知识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笔者认为，由欧洲构建出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其精髓即在于“全球性”。尽管罗克斯堡、卢雷罗以及汉璧礼等19世纪欧洲博物学家也搜集并处理植物名，却已不再循规蹈矩地沿着18世纪学者的文献路径前进，而是放下书本，转向世界各地的药材市场展开调查。在这一点上，林奈体系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横向联结世界的可能性，它扁平而开放的框架与全球化的愿景相吻合。
汉璧礼等英国科学家将异国文化下的材料、植物名、书籍以及观察得来的各种信息纳入到科学的框架之中，再现于他在伦敦的庞大植物标本室内。汉璧礼的草药翻译在“全球贸易”与“普遍的科学结构”等要素节点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将来自广袤自然和漫长过去的所有名字转换并纳入到一个普遍的架构中。这种全面的“翻译”工作，正是在植物标本室和林奈命名系统中积累和排序自然，使人们得以“系统地看待事物”。(72)因此可以说，19世纪英国科学家的具体科研实践是与他们对世界、现代性和科学的思考同步发展的。
注释：
①就像贝勒曾经对他作出的评价“博学的药理学家和能干的植物学家”，许多作者(包括他本人)都把汉璧礼的学术领域定义为“药理学”。在出版汉璧礼论文汇编，约瑟夫·因斯称之为“主要以药理学和植物学为主题”。见EmilBretschneider,HistoryofEuropeanBotanicalDiscoveriesinChina,vol.2(London:SampsonLow,MarstonandCompany,).另见Fa-tiFan,BritishnaturalistsinQingChina:Science,Empire,andCulturalEncounter(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②DanielHanbury,Sciencepapers,ChieflyPharmacologicalandBotanical,ed.JosephInce(London:Macmillan,).
③见Fan,BritishNaturalistsinQingChina,p.;EdwardJosephShellard,"AHistoryofBritishPharmacognosy.Part6.TheLifeandWorkofDanielHanbury(-),"PharmaceuticalJournal()：-7.关于汉璧礼职业生涯、生活和藏书等等各个方面的详细介绍，尤其对于他与英国皇家药学会的关系，参见该学会网站上的一系列近期文章，例如KarenHorn,"DrugsAccordingtoDanielHanbury."RPSblog,